发布时间：2009-09-29   点击率：512

　　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公益。

 

 

　　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缩写，在汉英词典中，被翻作Publicwelfare，因此，也可认为是公共福利。公益的最大特点是非营利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非营利型组织的定义为：“符合以下特征的实体：①该实体从捐赠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②该实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③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题”。

 

　　对国内来说，当前非营利性组织更多的是由政府财政投入而设立，因而，政府对其的财政投入应同样不做回报要求。

 

　　然而，上述的定义仍然没有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非营利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薪酬应该是如何确定的？以及于此相应的设备等物资投入标准又该如何确定？

 

　　可以说，中国的医改，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核心就在于医疗服务中人员薪酬和设备、药物成本的确定上。如果人员薪酬、设备药物成本很高，看病贵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人为地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则会进一步强化看病难，毕竟医疗资源在目前仍是稀缺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在各类医疗资源同价的情况下，优质医疗资源就会因病患的经济理性产生的“优势集聚”现象而使得“看病更难”，并进而逼使优质资源退化成普通甚至劣质资源。这是“大锅饭”的弊病，也是“公地悲剧”的再次上演。

 

　　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人员薪酬和设备药物成本问题，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

 

　　国家即将出台的基本药物制度，其出发点，就是考虑了在基本医疗服务中，人们追求的是满足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在治疗效果上达到基本满意即可，而不必追求最佳。因而，一些疗效更佳但价格更贵的药物被置于基本药物即基本医疗服务以外。这当然不是对人进行所谓的差别对待，而是西蒙“满意决策”及成本效果权衡的一种体现。

 

　　同样，在医疗设备的选用上，其实也应该有基本设备制度对其成本进行设定。

 

　　那么对人员薪酬呢？

 

　　人员的薪酬是根据其的工作内容以及社会需求强度来确定的。因而，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

 

　　一是确定这些人员的服务内容，即基本医疗服务内容。基本医疗服务内容的确定不仅限定了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也应同时对药物、设备的成本进行限定；二是这些基本医疗服务如何能够大规模供给，包括人员不能、设备、药物的大规模供给，从而降低社会需求强度。显然，人员的大规模供给是瓶颈。

 

　　针对第一条，解决的思路可以是：疾病分类和临床路径的规范化、标准化。

 

　　根据国内几年来的实践和国外的经验，病种分类或诊断相关组以及与之配套的临床路径是将基本医疗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因而可以规模化、无差别供给的基础。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应该规范哪些病种或诊断相关组属于基本医疗服务内容（各省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疾病谱的特点，补充制定适合当地的基本医疗服务内容），并制定与之相应的标准临床路径（有水平的医院或者医师可以研发新的更加符合自身条件的临床路径，但必须在相关主管机构报备）。通过这些规范和标准，既为规模化供应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标准，也通过限定了人员薪酬、设备药物价格而限定了相应的治疗费用。

 

　　针对第二条，解决的思路可以是：建立金字塔状的医师队伍，大规模培养执业医师。

 

　　与“疾病分类和临床路径应规范化、标准化”相对应，国内医师资格应建立层级。达到满足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的为执业医师，可挂牌行医，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局限在基本医疗范畴。其他超过基本医疗范畴的高级医师层级将通过考试、专家评审、患者或公众评议等方式由执业医师晋升而成。医保资格与执业医师资格挂钩。无论其是个体行医还是在医院，其服务的实体都将因其的执业医师资格而获得相应医保资格。职业医师的培养应成为医疗教育的主要目标，而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认证即可挂牌行医，不仅可以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大量供应基本医疗服务，也可解决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已经获得更高级资格的医师每年必须有履行执业医师义务的时间，这是其保留高级资格或晋升更高资格的要件，当然，在此期间，其的薪酬与执业医师等同。

 

　　由于医师的个人行为是基本医疗体系的基础，因此，必须强化对执业医师的管理。针对基本医疗服务而出现的医疗纠纷，主管机构应本着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对待，确保执业医师队伍的职业素质。一旦出现医疗事故，经相关委员会评议，若责任归属于医师的，则按责任大小做出处罚，直至取消医师资格，终身不得行医等。

 

　　通过上述设计，基本医疗服务能够大规模、无差别地供给，可以从根本上可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也可以得到凸显。

 

　　至于超出基本医疗范畴的医疗服务，应该通过竞争，以服务的品质、价格来区分不同的就医需求，使得医师和患者的福利都能得到提高。